“姥姥”的语文,“姥姥”桥,“姥姥”的澎湖湾呢?

应鸣工作室 2019-06-20 09:13:37




“姥姥”的语文,“姥姥”桥,“姥姥”的澎湖湾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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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?上海那些编教材的语文专家绝对不会想到,他们拍脑袋的一个决定,一次看似无足轻重的小学语文教材上的词语修改,会在全国网民中引起轩然大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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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民纷纷吐槽,照上海语文砖家的改法,以前唱的台湾歌曲要改为《姥姥的澎湖湾》,让一个南方人陌生的“姥姥”“拄着杖将我轻轻挽”,那一种陌生感大概如同被拐卖了一般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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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有那首菲律宾亚博体育网址--任意三数字加yabo.com直达官网《外婆桥》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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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啊摇 摇啊摇 船儿摇到外婆?姥姥

外婆?姥姥?外婆?姥姥?外婆?姥姥对我嘻嘻笑

有没有一种被拐卖了,转手给别人的惊悚之感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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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?周杰伦唱《外婆》,不,是《姥姥》这首歌,

外婆?姥姥她的期待

慢慢变成无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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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董的期待也落空后,会不会像陈佩斯的小品那样,对妄改的语文砖家来一句“姥姥”。小品中,陈佩斯马上转口说:“你好呀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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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艺谋导演《摇啊摇,摇到外婆桥》,改名后,会不会变成福尔摩斯的侦探片?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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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狼外婆”化身“狼姥姥”,看过童话的网民大概还要被惊吓一次,估计多数的网民要去着名餐饮品牌“外婆家”吃点“姥姥家”的美食,还是吃点“湘西外婆菜”压压惊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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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?上海专家们有自己的修改理由,去年市民质疑《寒假生活》中“外婆”改为“姥姥”,上海市教委教研室的回答列举三个理由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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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???一、查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六版),“姥姥”是普通话词汇语,指“外祖母”。“姥姥”“姥爷”一般是在口语中使用较多(《现代汉语规范词语》)。“外婆”“外公”属于方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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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口语“姥姥”比书面语“外祖母”更贴近实际,更接近生活,更和蔼可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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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希望学生利用寒假适当了解祖国语言的多样性,进一步拓展视野,增长知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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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上海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,人员来自祖国各地,丰富的语言交融也有利于共建和营造多元、包容、开放、和谐的社会环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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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,“姥姥”也是方言。如果不是倪萍那本鸡汤书《姥姥语录》,毕福剑冒充了很多回的“毕姥爷”,南方人最少是我,并不懂得“姥姥”“姥爷”的意思。上海语文砖家说“姥姥”在口语中使用较多,是从哪里来的统计数字?你们的上海话中就把外祖母称作外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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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,以北方话(官话)为基础方言,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着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标准汉语。“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”,意味着北方话只是普通话大厦的基础,要建成大厦,要需要多次修正。我比较认同以下的这个定义:“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是普通话,即汉语普通话,是中国历代官方推行的修正型的首都雅音(区别于首都胡同音)。”如果把北方话等同于普通话,那么赵本山的“忽悠”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成为普通话词汇,何必要砖家“磨叽”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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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姥姥”是北方方言词汇,按上海语文砖家的说法,这个词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六版)成为“普通话词汇”。“姥姥”和“外婆”都是方言词汇,在运用上有并驾齐驱之势,一个主要在北方使用,一个主要用在南方,修订《词典》的专家为何独青睐“姥姥”一词,破格提拔为普通话词汇?他们又把南方的“外婆”以及那些有关外婆的美好回忆安置在何方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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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课本上的“外婆”都改成“姥姥”,那些使用“外婆”这个词汇的人,他们又怎么安放那些美好的记忆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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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二、《打碗碗花》的作者李天芳是陕西人,陕西渭南等地称外祖母为“外婆”,“外婆”应是作者李天芳儿时对外祖母的真实叫法,上海砖家,你们认为“姥姥”“外婆”哪一个更“接近生活”,哪一个更和蔼可亲?你们主观臆断的依据是什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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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民还质疑:你们这么修改,尊重原着,尊重作者了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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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三、“适当了解祖国语言的多样化”、“营造多元、包容、开放、和谐的社会环境”……这种想法绝对是正确的,但戴这样的高帽子反而显出砖家们心眼之小。如果要了解祖国语言多样化,就要修改课本,那课本要经常修改,因为光是外祖母的叫法就有十几种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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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北方称外祖母为姥姥

上海话称外祖母为外婆(发音nga bu

粤语称外祖父母为公公、婆婆

闽南语不论是祖父母还是外祖父母都称阿公、阿嬷(也可较专一地称外公、外嬷)。

重庆方言称外祖母为嘎嘎,念一声。

湖北利川方言称外祖父母都叫嘎嘎。一般大嘎嘎是指外公,小嘎嘎是指外婆。

湖北武汉方言称外祖母为嘎嘎或嘎婆,称外祖父为嘎公或嘎爹。

湖南湘西方言,称外祖母为嘎嘎或嘎婆

陕西渭南地区把外祖母称外婆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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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四、“外婆”这个词使用的历史远远长于“姥姥”。“外婆”这个词在秦汉时期就已经使用了,是通用汉语词汇,不能简单地说成是方言。“姥姥”这个词大概在明代才出现,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修订专家们,为何要把常识颠倒过来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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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数的网民认为上海小学课本里把“外婆”改为“姥姥”是多此一举,但任何举动都不是偶然的,都是脑袋驱动的结果。这些砖家屁股决定脑袋,不作深入的研究,想当然;又不多方求证,不广泛听取群众意见,独断专行,对课本随意改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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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点小错误不可怕,可怕的是学术界没有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风气。把“外婆”改为“姥姥”这种随意的行为,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学术界的风气堪忧。单说上海市教委“教研室”的回复,里面就有两处极其明显的语病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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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“普通话词汇语”应为“普通话词汇”,“词汇语”是生造的词语;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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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“共建和营造”里两个词语重复了,“建”里含有“营造”之一,应去掉一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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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?“教研室”的职能和他们的答复来看,他们应该是专家,但也可能是砖家。现在挂羊头卖狗肉的,很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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】《新京报》评论


? ? ? “外婆”改成“姥姥”,编改教材不必这么刻意



? ? 我们今天学习普通话,就是在学习各地的方言。学习普通话,课本中的方言不仅无害,而且有益。

  有媒体报道称,上海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文第24课《打碗碗花》(李天芳着散文),原文中的“外婆”全部被改成了“姥姥”。有网友晒出女儿7年前的课本,那时候还是“外婆”,并未做改动。

  很多人不解,教材中为什么要把“外婆”改成“姥姥”呢?有网友找出了去年上海市教委针对这一问题的答复。上海教委认为,“姥姥”是普通话语词汇,而“外婆”属于方言。

  上海语文课本的这一改动,貌似微不足道,却涉及好几个重要的语言问题。


  “姥姥”是普通话,“外婆”是方言?


  查询《北京方言词典》(商务印书馆1985年出版),在“姥姥”的词条下面,有这样几种解释:一是儿童称老年妇女,如刘姥姥;二是反驳词,相当于“哼”“胡说”;三是用于坚决反对,有“任何人”的意思,如“姥姥来了我也不给”;四是指外婆。

  之所以引述这段,只想说明两点:其一,外婆并不是方言,而是普通话,解释“姥姥”的时候就用到了“外婆”。因为在词典中是不能用方言解释方言的,除非方言已经成为了通用语。

  其二,姥姥本来也是方言,或者说,既是方言,也是普通话。如果说因为“外婆”是方言而不能进教材,那么,“姥姥”也恐有方言之嫌。

  而且,如果从语义上分析,“外婆”可能比“姥姥”更能清晰地表达当事人的身份。因为中国人的称呼不仅仅是称呼,更是一种身份的确认,用称呼来标示关系的远近亲疏。比如,内亲和外戚是不同的,内是同姓,外是不同姓,内是父族,外是母族。“外婆”的“外”,就是准确地表明了身份。


  方言和普通话到底是什么关系?


  事实上,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并非彼此对立,互相排斥。从历史上看,汉语言一直是双轨的,一面是民族共同语,一面是方言。二者并行不悖。

  《论语》记载,孔子当时和弟子们讲《诗》《书》用的就是雅言,执行重要典礼、仪式的时候,也要用共同语——雅言。回到家中,则讲当地方言。

  也就是说,共同语在公共场合使用,方言在家人之间,或者村里乡人的相聚场合使用,这就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双轨并行的语言现象。

  上古时代的汉民族共同语称为“雅言”,汉代称为“通语”,明清时代称为“官话”,民国初年称为“国语”,新中国以后叫“普通话”,名异实同,本质都是民族共同语。

  而且共同语的形成,正是不同方言区的人们为了沟通的需要,不断相互模仿、迁就、调整、融合而逐渐产生的。从这个角度说,没有方言,就没有共同语。

  方言一旦消失,也会影响共同语的发展。因为共同语在演化过程中,在不断吸收方言的成分以丰富自己。比如,现在普通话中的“尴尬”是从吴方言中吸收的,“煤炭”是从客家方言吸收的等。近年来,“讨说法”“大忽悠”等方言被大众接受并进入普通话,也是方言影响共同语的明证。

  即使在推广普通话的语境下,方言和普通话也是不矛盾的。1958年,周恩来总理在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》的报告中就曾指出:“我们推广普通话,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,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。……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,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。”

  该怎么对待课文中的“方言”?

  其实,如果对语文课本稍有印象,很多人会发现,许多课文都有方言的痕迹。

  比如,《孔乙己》里“主顾也没有好声气”中的“声气”,《背影》里“父亲还了亏空”中的“亏空”,都有方言的影子。

  而且,如上所述,普通话是各地方言共同融合的结果,从某种程度上说,我们今天学习普通话,就是在学习各地的方言。学习普通话,课本中的方言不仅无害,而且有益。

  更重要的是,语言文字的学习应该首先坚持尊重文本的原则。文本是由语言文字组成的文学实体,相对于作者、世界构成一个独立、自足的系统。在这个系统中,可能富含历史的、社会的、情感的等多方面的信息。拆解一个有价值的文本,如同进行一次文本上的考古发掘,其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。

  因此,不尊重文本,对文本的任意删改,都是对原有信息系统的破坏,这不仅仅是文字问题,更是态度问题。

  尊重文本是学习语文的基础,也是选编教材的基本态度。这是语文学习的内在要求,也是学好语文的前提条件。(赵清源 媒体人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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